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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指控

1769年秋，史威登堡回到瑞典，形勢和他估計的差不多。他給貝爾寫信（斯德哥爾摩，1769年10月30日），說朋友們都很高興見到他，王儲（即後來的古斯塔夫三世）還邀請他一同用膳，和一些議員及神職院的領袖也共進了晚餐，主教們對他都相當客氣，只有一個除外。

雖然史威登堡不擔心受到迫害，這並不表示他的思想不會遭到反對，也不保證他的人身安全不會受到侵害。史威登堡尚在國外的時候，哥德堡宗教委會員已就史威登堡主義學說正確與否的問題、傳播新思想的權利問題以及宗教自由的原則問題爆發了激烈的爭論。史威登堡的著作原本只在懂拉丁文的學術界流傳，後來隨著羅森博士以瑞典文發表對《破解啟示錄》一書的評論，貝爾博士以瑞典文發表他的講章，情況就截然不同了。新的宗教觀念開始向大眾流傳。

1768年9月27日，彼得牧師（Peter Aurelius）敦促哥德堡宗教委員會採取嚴厲措施，禁止有違聖經和路德宗教義的書籍流通。10月12日，安德斯牧師（Rev. Anders Kollinius）懇請主教訓示神職人員，指明史威登堡的著作當受到極力的反對。真的只是一些無咎的神學問題嗎？或者其實是異端？如若是異端，教師們以錯誤的信仰原則教導人豈不是犯罪？

宗教委員會謹慎地指定貝爾為第一知情人，要求他提交一份報告。貝爾提交了報告，但已是來年二月的事了。他在報告中稱，眾所周知，史威登堡是一位賢德的公民，學識淵博，對聖經無比敬重。毫無疑問，對於這樣一個人，他的宗教理念在經過全面審查之前，不應草率地加以譴責。

一個月後，因蘭貝格主教（Bishop Lamberg）已前往斯德哥爾摩參加國會，為首的埃克博牧師（Dean Ekebom）以更為強硬的口氣高調宣佈：“我不瞭解史威登堡顧問的信仰體系，也懶得去瞭解……但從與作者談話和對《破解啟示錄》的審視來看……我必須承認，他的學說在我看來是敗壞毒害信仰的異端，當受到最大程度的抵制。”

在史威登堡的論點中，特別讓埃克博憎惡的是：聖經只有通過對應學才能領會、神在本質和位格上為一、唯信稱義應該被否決、聖餐的餅和酒當從靈義解釋，此外還有很多。他認為史威登堡的思想“與神的話及路德宗的教義背道而馳，儘是無法容忍的謬論，完全顛覆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不僅分裂教會，而且是最大的異端，方方面面當受反對。”他建議主教在即將到來的國會上將此事報告給神職院，以便採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史威登堡學說的蔓延。貝爾強烈反對宗教委員會在審查史威登堡教義體系之前作出判決，並建議將此事呈報國王，由國王決定如何採取下一步措施。羅森也反對在史威登堡的著作經過全面研究之前採取草率的行動。

這正是1769年秋史威登堡回國時的情況。12月4日，蘭貝格主教從斯德哥爾摩寫信給哥德堡宗教委員會，稱已將史威登堡的問題提交國家宗教大會，神職院很快將討論這個問題。在寫給檢察官奧勒爾（Aurell）的信中，主教稱：“我將採取最嚴格的監督，免得癌症繼續擴散。”奧勒爾則敦促菲萊紐斯（Filenius）不遺餘力地打擊史威登堡的歪理邪說：“我請求你以最有力的措施抵制、絕罰、拔除史威登堡新奇而徹頭徹尾的歪理邪說……以強悍的手腕驅逐糟蹋我們家園的野豬和惡獸。”

在哥德堡，埃克博則利用他的權力，威脅並譴責犯了錯誤的講師，甚至要求革除他們的職位。羅森雄辯地指出，西班牙式的宗教裁判在瑞典是受到禁止的。貝爾最擔心的是史威登堡興許會厄運臨頭，史威登堡自己並不擔心，甚至覺得這是好事。他在信中說：“這種騷動並無害處，其效果就像發酵中的葡萄酒，通過發酵，酒變得更加香醇。只有錯誤的東西顯露出來，遭到棄絕，正確的東西才能得到顯明和採納……倫敦有兩位可敬的朋友邀請我去英國，我正考慮明年春天是否成行…有主的天使告訴我，我夜間可以高枕無憂；夜間正是指目前的形勢。”（斯德哥爾摩，1769年12月28日）

1770年，有人匿名搜集和發表了史威登堡的思想及與靈相通的一些趣聞異事。德國和丹麥也出現了類似的選集，通常都包括斯德哥爾摩大火、大使的收據、女王的秘密等故事。史威登堡越發成為爭議的目標。當時喧囂的情勢通過霍肯普爵士的信可見一斑。在寫給撒母耳教授（Professor Samuel Alf）的信中，爵士說：“我是特別捍衛和保護史威登堡免受迫害的人之一。”爵士擔心史威登堡“無意間點燃了一場大火，這大火何時能夠熄滅，只有神知道”。（1769年12月10日）

“史威登堡回來了，給瑞典燃起了一場大火”，格喬威爾在寫給利登博士（Dr. Liden）的信中如此描述。（斯德哥爾摩，1769年12月26日）利登回復說：“哥德堡的人簡直瘋了。有三位神學博士喪失了他們的理智和正統信仰，宣稱自己是史威登堡主義者。”利登覺得此事最好以平靜的方式來處理：“我覺得最好不要提及當前不幸升級的有關史威登堡學說的爭議。誰能與一個聲稱神親自向他顯現，他是照神的命令寫作的人爭論呢？他們為何老是給我們敲響警鐘呢？在英國和荷蘭，史威登堡顧問的著作在那裏出版，人們都一笑置之，沒有什麼派別產生。相反，你要是迫害他，禁止他的作品，肯定有擁護他的人站出來。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他好笑，但不會反對他。我們有一位主教巴不得將整個哥德堡煽動起來，好將史威登堡的學說一勞永逸地連根拔起。這是正確的方式嗎？”（哥德堡，1769年9月18日）

史威登堡的鄰居卡爾曾講述一個故事，說明史威登堡不僅在思想上遭到了反對，其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脅——“神職院一些成員策劃了一個狡猾的計謀，就是將史威登堡傳喚至法庭，假裝經過審查，宣佈他因信仰沉思喪失了理智，繼續放任他自由會非常危險，應該將他幽閉在精神病院中。有一位議員是史威登堡的朋友，聽說此事以後，立即給史威登堡寫信揭露他們的陰謀，建議他離開瑞典。史威登堡因此非常悲傷，他走到花園，跪下流淚禱告，問主該怎麼做。他得到欣慰的答復，保證厄運不會降臨到他頭上——事實正是如此。因為他的敵人考慮到他是一大家庭之主，與貴族院和神職院一些有影響力的家族有或親或友關係，就不敢實施迫害的陰謀。”

下面是另一位作者講述的故事。一個年輕人來到史威登堡的住所，意圖行刺他。管家告訴他主人不在，年輕人不信，沖進花園尋找。“但是，神保守了他。當年輕人沖進花園的時候，他的外衣被一顆釘子掛住了，無法脫身，匕首掉到了地上。年輕人窘迫之中擔心自己的意圖暴露，就匆匆忙忙地離開了。”

據說還有這樣一段故事。史威登堡雇請的園丁及其妻子來到史威登堡的書房，穿著最好的衣服，管家眼裏噙著淚水。史威登堡問發生了什麼事，管家說他們想要離開。史威登堡非常驚訝，想不出有什麼原因讓他們如此突然地提出離開。

“人們說我們不應該繼續服侍您，因為您不是一個中規中矩的基督徒，”園丁妻子說，“您從不參加聚會，您已經多年沒去過聖馬利亞教堂了。”

“你認為使教會成為聖所的是尖塔和銅頂嗎？難道不是心中有基督的人才是聖潔的嗎？使教會聖潔的是牆壁、風琴和講臺嗎？”

“不是，先生。我們知道不是。”

“那好，在這房裏，在那花園，在任何地方，向眾善之源的主禱告，那裏就有他的教會。因此，我住的這裏正是我得到保守的地方。”

兩位忠實的僕人低著頭，聽史威登堡認真地給他們解釋信仰：愛是信仰的核，外表的虔誠不過是信仰的殼。

“我的朋友，想想我在你們眼前的這麼多年，然後決定我是不是基督徒。我交由你們判斷，然後照你們所認為正確的去行。”

第二天，他們來到史威登堡跟前，穿著平常工作的衣服。“先生，我們找不到您有一句話、一件事與主的命令是不相符的。”

“但願真能如此，”史威登堡說，“那你們會留下來，是嗎？”

“是的，先生。”

“上帝一定丟棄了我們，竟允許我們懷疑我們的顧問不是基督徒。”多年後，老太太講完她的故事時，如此說道。

1770年1月2日，皇家理事會作出決定（哥德堡宗教委員會曾將史威登堡的問題提交理事會），委員會應當向國王報告史威登堡學說的謬誤及他們採取的相應措施，警告相關人等不得傳播任何與純正教義抵觸的史威登堡著作的評論和譯本。在施行命令時，埃克博意圖更進一步，要求教區的神職人員鎮壓史威登堡的學說，將其貼上異端的標籤。

貝爾和羅森不得不服從王室的命令，表述他們對史威登堡著作的看法。羅森的聲明簡短有力，巧妙地引用了大量經文。他說：“難道不再有先知了嗎？我們不再看到主的異象了嗎？如果是，那就拒絕史威登堡和他的異象吧……可是我們知道，保羅曾被提到第三層天，天堂曾向許多人敞開大門。既是如此，為何將看到異象和精靈視為愚昧，如同基督被釘十字架被希臘人視為愚昧呢？……倘若精靈和天使與史威登堡說話是事實，我可不敢對抗神，也不願咒詛神未咒詛的人。”

貝爾的聲明則充分、成熟、系統。他給國王寫信，證明史威登堡的教導並不違背神的話。“自從這些著作開始出版並分發給一些大學、圖書館及歐洲多數國家最有學問的人，迄今雖然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們還未發現任何有確切根據的反駁。”貝爾說史威登堡的著作一致性和邏輯性極強，更重要的是對改善人生有切合實際的指導。他最後總結說：“任何急於在真相的調查上作出評判的人，應當親自研究這些著作。”且提到自己長年在大學忠實地履行職責，還提到家中五個失去母親的孩子，請求國王提供庇護，並承諾尊重和服從國王的任何命令。

消息傳到史威登堡的耳中。據說兩位博士將被革除職位，驅逐出國。他感到震驚，難以置信。在寫給貝爾的信中，史威登堡進一步引用信經和聖經，甚至引用瑞典的聖詩，證明直接求告主乃是主的命令。“他們將其稱為‘史威登堡主義’，我卻稱其為‘正信的基督教’……倘若你們遭到革職和驅逐，現在和將來的人豈不會說，你們的遭遇僅僅是因為直接求告我們的主和救主嗎？”（斯德哥爾摩，1770年4月12日）

史威登堡將信的副本呈給皇家理事會，情況出現了轉機。他們看出，進一步的行動只會讓爭議升級，為史威登堡的學說做廣告。而且他們也發現無法證明這新的學說是錯誤的，幸虧有貝爾和羅森可以承擔責任。通過他們譴責史威登堡的學說，就能避免與史威登堡本人發生衝突。因為理事會並不希望對史威登堡個人發起攻擊，畢竟很多人敬重他，而且他的德行是眾所周知的，更何況他與政府甚至王室有很大的關係。

與此同時，一些人的默默行動也在微妙地改變事件的走向。哥德堡著名的製造商奧古斯都（Augustus Alstromer）在司法部有一定的影響力。他是史威登堡的朋友，哥德堡“史威登堡讀書會”小組成員之一。他認為史威登堡解決了傳統神學上的諸多難題，促使人們對聖言有更深的愛慕，提倡自我省察，反對自私自利，強調為人民服務、熱愛祖國，這些素質是每一個有道德的公民所認同的。貝爾的真誠和勇氣也讓他欽佩，所以就暗暗地給予支持。

奧古斯都有一個弟弟，名叫克拉斯（Claes），是哥德堡司法部的秘書。他寫信給弟弟，請他盡其所能幫助貝爾擺脫困境。克拉斯同意哥哥的觀點，他在信中說：“你說得很對，沒有什麼比迫害更容易導致宗教分裂……新的學說若允許自由傳播，要獲得人們的贊同，它必須有一定的道理，能讓人有所啟發。在這種情況下，不論其影響如何，總不致產生危害……我對此事如此關注，你可能感到奇怪。我是基於兩個原則。一是為了寬容，但願將來人們表現出更多的寬容……二是基於事實。我對此神奇作者的著作有些瞭解，我知道它們不該受到譴責，因為他的原則不僅宣導理性的信仰，也能促進人們成為最優秀最有用的公民。倘若他的宗教原則能獲得人們的認同，國家莫此為幸！然現實的情況是，公眾都集中注意他的異象，不顧及事情真正的本質。”（哥德堡，1770年3月3日）

“貝爾和史威登堡並不否認三位一體，他們只是說‘三個位格’的觀念讓人困惑……至於身體復活……保羅在哥林多前書明說，人復活時是靈性的身體，並稱不作此想的人是無知的。”（1770年3月17日）

“自從我告知貝爾他機會渺茫，因為五個孩子的緣故，他一直憂心忡忡。可憐的人！然而他又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他是一個鰥夫。他不可能放棄和否認從心裏認定的真理，但我說過，他是服從上頭命令的。因此，倘若史威登堡的原則受到禁止，他就不會在講臺上繼續教導……由於上層的命令，貝爾、羅森及委員會的其他成員，都根據各自的信念坦率地陳述了自己的觀點。就這樣給他們定罪，這公平嗎？當然不公平！倘若陛下發現他們的觀點是錯誤的，而史威登堡的著作又被認定為異端，讓他們遵守上頭的命令就是了。話說回來，倘若他們不服從命令，那就真的有罪了，當受到法律的懲罰。但是目前，他們照陛下的命令所作的陳述不能也不該被視為有違純正的道理，或是傳播奇怪的教義。”（1770年3月21日）

皇家理事會最終於1770年4月26日作出判決。經過綜合考慮各方面的陳述，理事會“完全譴責、否決和禁止史威登堡著作中的神學觀點”。貝爾和羅森因此受到譴責，他們聲稱新的學說與聖經相符的論證被駁回。不過他們被給予時間悔悟，否則將受到更嚴厲的處罰。另外，任何進關的史威登堡的著作將被沒收。雖然處置已相當嚴厲，奧古斯都還是為事情得到溫和的解決感到高興，也為克拉斯的盡心盡力感到欣慰。

5月5日，哥德堡宗教委員會宣讀了皇家理事會的判決，主教蘭貝格下令貝爾停止神學和聖經語言學的課程，交由覬覦此職位已久的庫林牧師（Dean Kullin）負責，又警告羅森不得在有關西塞羅（Cicero）和泰倫提烏斯（Terence）的講座上摻雜史威登堡的學說。

史威登堡聽到消息時非常憤慨。他竟然沒有得到任何通知！他給國王寫信，敍說事情的原委，請求國王的庇護，且將信的副本，及寫給烏普薩拉、隆德等大學的信的副本，寄給哥德堡的朋友。

直到1771年12月7日，皇家理事會下令以基督徒的愛心溫和地對待相關人等。他們也厭倦了，承認“史威登堡的著作還是有許多正確有用的東西”。案子後來又輾轉處理了幾年，事情終於漸漸平息了。

有個故事順帶一提。有牧師抱怨：“一群終生未婚的老太太據說非常迷戀史威登堡的學說，因為他承諾在來世，每個人都將獲得幸福的婚姻。這與我們救主在馬太福音所說的話是相悖的。”大法官卻胸懷寬大地看待這個與傳統信仰相悖的問題，指出：“這些老太太值得同情，無需過度關注。”他建議陛下讓事情自然平息，也建議那位牧師“提一些更有價值的事情”。

羅森沒能看到最後的結局。1773年8月他病倒了，於次月離開了人世。1779年2月，貝爾重新獲得教授神學的資格。他花了十三年的時間，矢志不移地給史威登堡的神學著作編了一個索引，後來在阿姆斯特丹裝幀精美地出版了。他將最後一份手稿交付印刷後就病倒了，不久就離開了人世。

最後一次旅行

1770年，史威登堡已是82歲高齡。他完成了最後一部著作——《正信的基督教》，準備前往阿姆斯特丹出版。他給貝爾寫了一封短信，作為告別，“但願我們的救主保佑你身體健康，不再受到攪擾，並祝你夢想成真。”（斯德哥爾摩，1770年7月19日）

另外，他給好友霍肯普爵士贈送了自己的肖像畫，作為告別的禮物；給名下的財產列了一份清單，並標明每個專案的價值，交由經紀人管理；與皇家礦務局的同仁作了告別，並贈送《愛情與婚姻》作為禮物；給老管家和園丁安排了一個舒適的家並足夠的養老金。

臨行前，他到市銀行與忠實的朋友和鄰居卡爾告別。卡爾又一次詢問能否再見到他。“是否會回來我不確定，但可以肯定的，主已經向我許諾，在這本著作出版之前，我不會死去。我這次旅行的目的就是要出版這本著作——《正信的基督教》。倘若我們今生無緣再見，我們將在主的面前再見，只要我們都照他的旨意而非自己的欲望而生活。”史威登堡如此回答，說完就離開了。

史威登堡已寫信給圖格森將軍，倘若船舶需要在埃爾西諾港停留，希望有幸拜訪將軍，向他全家問好。果然，正如他所預料的，船舶因遭遇逆風不得不在港口幾英里外停留。將軍得知情況，就駕船去見史威登堡。

船長歡迎將軍的到來，立即將他領到史威登堡的船艙。尊敬的顧問正坐在桌旁，穿著睡衣和拖鞋，雙手托著下巴，眼睛朝上，睜著大大的。將軍打招呼時，史威登堡恍然驚醒，但很快恢復了平靜，愉快地接受了將軍的邀請。

將軍的夫人身體十分虛弱，三十年來神經極度緊張。史威登堡禮貌地親吻夫人的手，說疾病將要過去，她將像年輕時那樣貌美如花。且說過去十二年來，他也一直腸胃虛弱，食物基本上就是咖啡和餅乾。

下午的聊天，將軍的夫人、女兒及三四位小姐（將軍的親屬）也在場。史威登堡禮貌地與她們談論各種話題。將軍為沒能提供更好的陪伴，“只有虛弱的妻子和年紀尚輕的女兒”，表示抱歉。“這不就是最好的陪伴嗎？我一直偏好于和女士們在一起。”史威登堡回答。

“於是我開玩笑地問他，是否結過婚或想過結婚。他說沒有，不過年輕的時候他曾打算結婚的，國王查理斯十二世（Charles XII）曾建議著名發明家玻鴻（polhem）將女兒許配給他。我問是什麼起了阻礙，他說她不願嫁他，因為她已經答應嫁給一個更加中意的人。”

經過小小的停頓，史威登堡注意到一個大鍵琴，就問他們是不是喜歡音樂，是誰彈大鍵琴。將軍說他們都愛好音樂，夫人年輕時嗓音非常甜美，有幾個音樂行家稱她的嗓子是丹麥最棒的，她的女兒也彈得很不錯。史威登堡便央請小姐彈琴。她彈了一段有難度的奏鳴曲，史威登堡用腳打著節拍，連連喝彩。接下來她又彈奏了一曲，史威登堡頻頻稱讚，請她邊彈邊唱。

“我的嗓子不是很好，但我喜歡唱歌，”她回答說，且答應只要母親一起唱，她就唱。夫人表示同意，她們就演唱了幾段義大利二重唱。史威登堡稱讚夫人的品味和嗓音，雖然病了多年，嗓子還保持得那麼好。

之後，史威登堡休息了一會，臨行前享用了一些咖啡和餅乾，然後依依不捨地和將軍一家告別了。

將軍問了他一個問題：世間有多少人贊同他的著作？史威登堡說當前很少，總共才五十左右，精靈界的數目也差不多。他提到一些主教、議員的名字，其中特別是霍肯普爵士。因為這話，將軍後來給爵士寫信。史威登堡死後，他們的書信來往持續了多年。在回給將軍的第一封信中，爵士曾如此評價史威登堡的德行和天分——“我不僅和他相識相交四十二年，有段時間還幾乎每天和他在一起。像我這樣年事已高、閱歷豐富的人，已有足夠經驗去洞察一個人的美善醜惡，看出一個人的性格是軟弱還是堅強。根據我的經驗，在所認識的人當中，我想不出有誰比史威登堡更始終如一地持守美德。他總是心滿意足，從不煩躁或鬱鬱寡歡，儘管他時常投入沉思冥想。他是一個真正的哲學家，知行如一的哲學家。他工作勤奮，生活簡樸，經常旅行，外出的時間比居家的時間還多。他有著樂天知命、隨學隨通的天分，以致他在所有鑽研的領域都閃耀光芒。毫無疑問，他是國中最博學多才的學者。青年時期，他還是一個偉大的詩人。我至今仍保存著他的一些拉丁文詩歌，即使奧維德也不會羞於收藏這樣的作品。中年時期，他的拉丁文呈現一種平易、優雅的風格。步入晚年，思維轉向靈性主題以後，他清晰明朗的風範依然未改，只是不如以前那樣講究文雅。他還精通希伯來文和希臘文，且是一位思想深邃的數學家，一個快樂的機械工程師。在挪威的時候，他已證明他在機械發明方面的天賦。他設計出一個簡單易用的方法，將巨型槳帆戰艦運過高山，送入丹麥艦隊所駐紮的海灣。他還是一個自然哲學家，認同笛卡爾的原則。他厭惡建立在虛幻觀念上的形而上學，因為這些妄見使原本簡單的神學變得複雜，成了一個人為的、敗壞的體系。他還精通礦物學，曾長期擔任礦務局的顧問。1734年，他在萊比錫出版了一部無論理論還是實際操作都非常珍貴而經典的著作。倘若他留在礦務局，憑藉他的功勞和才能，想必已經獲得了最高的尊榮。但是他寧願選擇思想上的清靜，追求學習上的快樂。到荷蘭以後，他開始鑽研解剖學，有了一些獨特的發現。我想正是因為解剖學的研究和他對靈魂微妙作用於奇妙人體的沉思，使他逐漸從物質界轉到了靈界。他在任何時候都擁有健全的判斷力，凡事都能看得分明，在每個主題上都能很好地表達自己。1761年的國會上，最可靠的財政提案就是由他提出的。”

在寫給另一位朋友的信中，爵士曾如此評論史威登堡所宣導的學說和信仰體系——“現前的宗教是神秘的，充滿悖論，不合邏輯，不合情理，仿佛對牛彈琴，不適合理性之人。按照現行的教義，你即使幹盡壞事，也可以獲得拯救。牧師們所教導的其實是多神主義。他們聲稱一位創造了世界，一位制定了信仰，又聲稱信便得救，而且是立時得救。史威登堡的學說是基督教所有教義體系中最為合理的，活出良善誠實是它的首要目標。他的學說和著作可分兩塊，一塊是他的靈界見聞，這方面我無能力判斷，因為我未曾有過靈界經歷，無從證實或駁斥他的宣稱，但它至少不會比約翰的啟示錄或聖經中相似的靈界見聞更莫名其妙。第二塊是他的教義宗旨，這方面我倒可以作一判斷——卓爾不凡，無可辯駁，是最完美的教化體系，有助人類獲得最幸福快樂的生活。我知道史威登堡講述了他的靈界見聞，也曾詢問他為何要記錄和發表這些見聞，以致他原本極為合理的教義看起來相當可笑，要是將這些所見所聞留給自己，不向世人發表，豈不更好？他說這是主的吩咐，為此事而取笑他可真是冤枉了他，因為他說，一個年事已高的人沒必要編造一些虛幻的故事來引人嘲笑。有時，我和陛下談論說，若有新的殖民地形成，史威登堡根據聖經所宣導的信仰是最好不過的。這是基於兩個因素，其一，此信仰比任何信仰更能造就一批至為忠實勤奮的公民，因為它將崇拜神與為人民服務聯繫起來。其二，它能大大降低人們對死亡的恐懼，因為此信仰視死亡不過是從一個生命狀態過渡到另一個生命狀態，甚至是從一個更壞的局面轉入一個更好的局面。按照他的原則，我將死亡視為無足輕重之事。我信服史威登堡學說的真確性，特別是基於以下兩個理由。其一，創造萬有的只有一位，非為一位創造者，一位信仰的制定者。其二，萬事皆有層次，而且持續到永遠；創造的故事無法解釋，除非從靈義尋求解釋。對於史威登堡照神的話在他的著作中所展示的信仰，我們不妨用迦瑪列的話來形容：‘若是出於人，它必要敗壞；若是出於神，你們就不可能敗壞他們。’（使徒行傳5：38-39）”

史威登堡時不時給阿姆斯特丹的朋友約翰寫過一些信，希望能在是年夏天見到他。9月10日，約翰遇上了史威登堡，當時他和魏特曼先生在一起。“他看起來比去年向我辭行時快樂得多，”約翰在日記中寫道，“在此之前，他一直沒來光臨，我也沒有時間向他表達我的問候。不用說，他來這裏一定又有新的著作要出版。”（1770年10月15日）

和之前相比，約翰對史威登堡的看法有了一些改變，不過依然沒有定見。他讀過康得寫史威登堡的一本書，書中以調侃的口吻重複史威登堡那些盛傳的奇聞趣事。約翰注意到，康得不大相信史威登堡的論證，對於民間流傳的關於史威登堡的奇聞，他認為不過是一些精彩的故事。面對他的讀者，康得說“一部分他不懂，一部分他不信，一部分他覺得可笑”。

約翰決定當面求證這些傳聞的真實性，如今機會來了，便詢問有關女王秘密和大使收據的故事是否屬實。史威登堡證實那些都是真的，不過他不想糾纏於故事的細節，說這些故事流傳著很多的版本，他不想在枝節上浪費唇舌，因為這些無關緊要的小事使人們忽視了更緊要的大事，就是他的使命。

史威登堡早已成為公眾關注的目標。約翰在寫給一個漢堡商人的信中說道：“你問尊敬的史威登堡每天做些什麼，讓我來告訴你。他飲食很有節制，但睡眠時間相當長，十三個小時對他來說算不上多……現在他正樂此不疲地忙他的新作……以一種令人震驚和超乎常人的方式。”（1771年1月26日）

1771年6月，《正信的基督教》印刷完成。打開新出版的著作，約翰驚奇地看到在標題頁，史威登堡自稱“主耶穌基督的僕人”。約翰就此詢問史威登堡，史威登堡說這不僅是主的允許，更是主明確的吩咐。“史威登堡以如此自信的口吻談論精靈、天使甚至神，真叫人難以置信。就算我單單告訴你我們上次的談話，就可以寫上很多很多……我毫不猶豫地承認，我不知當如何評判他。對我來說，他是一個難以破解的謎。”

約翰後面又寫道：“我經常聽到他在一大群人中講述一些類似的奇聞異事，我很清楚當中有一些嘲笑者。他說話的時候，就好像每個人都必須相信他。他對任何人都毫無保留，誰只要邀請他就肯定能請到他。上周有個年輕的紳士請他作客，雖然他毫不相識，依然應邀前往。在那裏他遇見了一些猶太人和葡萄牙人，他投入其間，沒有分別。誰好奇著想見他，都不會有多大困難，只要去他住的地方就行了，他通通歡迎。可以想像，大量的拜訪佔用了他大量的時間。這樣，我就更加難以想像他是如何每週印出兩大片稿件，又撰寫十大片稿件的……他說他的天使給他指示，所以能寫得飛快。”